顺丰的身世

据说，早在2004年，这家不广为人知的企业的营业额已经达到了13亿元。
这是一家神秘的公司。

行内人很难看清它的面目。

“他们是老鼠会。”一家同行的快递公司总裁不屑地说。另外一位拥有政府背景的资深人士意见则完全相反，早在2004年，他就建议记者关注这家不广为人知的企业，那一年，据说营业额已经达到了13亿元。“别看从来不打牌子，申通、宅急送都不是它的对手。”

人们对这些信息难以分辨，因为他们最多只是在电话里听到过顺丰接线员的声音。这家公司很少有自己统一标识的车辆，递送人员开自己的摩托车送货。他们很少与同行打交道，也从来不打广告。公司老板从来没有接受过一次采访，面对中央电视台也一口回绝，甚至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样子。

无论对于DHL这样的国际快递公司，还是宅急送、申通这样的民营企业，这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异类。更有趣的是，这家公司像民营快递公司一样做国内快递，但老板却是一名香港人。

但站在物流圈之外，这家企业则呈现出另外一幅轮廓。

这是一位投资银行的资深人士的描述：近三年来平均50％的增长，16亿元的年营业额，30％的利润率。“中国第一家用飞机做快递的公司？你说的是30年前的联邦快递吧？对于华尔街的人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好故事。”他甚至为这家公司计划好了前景，“按照15倍市盈率计算，上市能融资70个亿。可以买飞机了。”这位投资人士开玩笑说。

他没想到，这家公司的确正在认真考虑购买自己的飞机。事实上，他们此前已经包下了一家航空公司的全部5架货机，用来承运自己在几条线路上爆满的快件。而上市，也已经在最近被列入议事日程。

“联邦快递？我们不认为自己有那么强。”说这句话时，这家名叫顺丰速运的公司，已经不再是13年前广东番禺码头的“挟带人”，而是一家用飞机铺开全国网络的快递巨头。

顺丰速度

王卫，香港人，现年36岁，作为顺丰的总掌舵人，和他所带领的企业一样，充满了传奇色彩。在百度上搜索这位身家被估计超过10亿的人物，结果为零。

记者几经周折，从一些接近王卫的人士那里拼凑出了他的历程碎片。

出生于香港的王卫，父亲曾是一名空军的俄语翻译，母亲则是江西一所大学的教师。从小就受到良好环境熏陶的王卫，头脑过人。

十几岁的时候，王卫在香港叔叔的手下做小工。后来，他尝试了开工厂等很多种生意，但没有取得成功。不过，在寸土寸金、压力巨大的香港生活，被周边的商业环境、经营之道熏陶，一个精明商人的眼界与才干逐渐形成。

1990年代初，经常往返于香港与大陆的王卫有时会受人之托，捎带货物出入境。眼光敏锐的王卫从中发现了深港快件的商机。从父亲那里借到10万元资金后，24岁的王卫与几个伙伴合作成立了专送快件的公司，并于1993年3月26日，在广东顺德注册成立了顺丰公司。

创业初期，公司只有5个人。那时，包括王卫在内，没有人知道这家小公司会走向何方。

深港线上的挟带人

1992年后，“前店后厂”模式在深港之间形成。深港线上的货运商机，是那个黄金时代的缩影。

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跨国企业在两地之间的贸易增多，但政策环境有限，香港与内地之间的物流成了瓶颈。“比如工厂里缺一个什么急件，今天说，明天要，要去报关，得一个星期，谁能等得起？”一位与王卫同期创业，但后来专攻保税物流业务的深圳公司老板说。这期间，很多通港货件被私人以挟带的方式运送到内地，一些专业的“挟带人”出现，每天往返于深港之间。

公司成立之初，王卫不仅是老板，也是“挟带人”，亲自上阵送货。这段经历也让王卫切身体验到一线取派件工作的艰辛。在公司做大之后，王卫也经常在公司的大小会议上强调，一线的业务员才是顺丰“最可爱的人”。

顺丰的业务以一种不规范的形态起步。除了顺德到香港的陆路口岸，番禺到香港和澳门的快船也是王卫当时倚重的业务路线。

这个市场没有什么门槛，政策监管缺失，初期的竞争者有很多，但王卫很快从混乱的局面中抽丝剥茧，把业务导入正轨。王卫的手下认为，这取决于王卫“从不做投机生意”的原则。“做走私的人只想走私，你让他做企业，做不来呀。”王卫用低于市场均价30％的价格揽货，吸引了大批中小商家。虽然一票货只收几十元钱，但生意红火的出人意料，“每年赚个几百万不成问题”。

量大之后，王卫建立起正常的通关途径，而政策的开放和完善，也给了他机会。把零散的“挟带”生意集合起来，包装成统一快件，系统化的快递运作模式逐渐成型。

做业务的同时，王卫在当地铺建了厚实的关系网。王卫是个能力很强的人，“讲诚信，为别人考虑，看得长远，能够处理好与政府、客户等所有人的关系。”

在王卫的精心运筹下，顺丰的生命力开始展现。许多在这条线路上起家，看似光鲜的企业最终逃不出“昙花一现”的命运，但顺丰的深港货运，却成就了王卫的第一桶金。事实上，作为起家业务的香港件，目前仍是顺丰业务的主力军，占到公司业务总比重的40%。

1997年，顺丰已经在局部垄断了深港货运，在顺德到香港的陆路通道上，70％的货由顺丰一家承运。

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当时顺丰的市场地位以及与政府部门的良好关系。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作为国企的中铁快运，希望通过铁路打开香港的快件市场，但被派去广东谈判的人却碰了钉子，最终被当地海关婉拒。中铁快运了解到，当地已有一家企业垄断了几乎所有通港业务，即便自己开了这条线，也拿不到足够的货源。这家公司就是顺丰速运。

快递起步

1996年，顺丰开始涉足国内快递。

顺丰的快递是深港货运的“自然延伸”，最初的产品基本是深港件，需求增长很快，顺丰象一块海绵，疯狂吸收着快递市场无处不在的养分。一位最早加入顺丰团队的老业务员回忆说：“那时候顺丰只有十几个人，大家围在王卫身边，同吃同住，每天唯一的任务就是跑市场。我们这些业务员都象疯了一样，每天早出晚归，骑着摩托车在大街小巷穿梭。”

很快，顺丰以顺德为起点，将网络的触角延伸至广东省以外，通过向长三角地区复制业务模式，进而扩张到华中、西南、华北。

在顺德之外，顺丰新建的快递网点多数采用合作和代理的方式。每建一个点，就注册一个新公司。这种形式和加盟类似，分公司归当地加盟商所有，互相连成一个网络。顺丰各地网点的负责人是公司的中坚力量，他们上缴一定数额的利润，多余的则留下。令人惊奇的是，直到2002年之前，顺丰一直都没有总部，只有一大批广州顺丰、中山顺丰这样的地方公司。

这种“自然延伸”式的扩张，靠的是自发的加盟。因此，顺丰形成的网络并不是有规划的，而是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网络。例如广东省，下属的县城几乎每个都有顺丰的站点，而在经济发展程度较弱的省份，除了省会城市之外基本没有网点。

北方某快递公司的老板介绍说，顺丰采取的方式与其他公司的加盟方式很像，只不过更松散些。比如，加盟是一种公司之间的商业行为，需要办理工商手续，加盟商们使用公司的统一标识，对外承揽生意。小老板们可以把货送到公司的集散中心来走货，但盈亏要自己负责。

由于是业务带动市场，而此时的市场又很容易做，顺丰便将全部精力放在了市场拓展上，甚至曾采用“人海战术”，期望达到广种多收的效果。

起初，顺丰在业务运作中采取了一种简单的承包方式，给业务员划片、划区，每人负责一块“责任田”。各个片区在负责人的带领下，从开拓到收获，逐渐丰饶起来。一位老业务员回忆说，当时很多业务员骑摩托车取送件，时常有人不幸遇到车祸，断胳膊断腿是常事。“顺丰是我们用命换来的。”业务员拼命换回来的是不菲的收入。1990年代末，顺丰在广东一些城市的业务员，已经有一大批月收入上万元的。在这种示范效应下，顺丰的网络拓张一路顺风满帆。

老鼠

不只顺丰一家赶上了这个新兴行业的起步良机。宅急送和申通也在这个时期成长起来。尽管与顺丰经营模式不同，但巨大的市场给它们提供了足够的发挥空间，这几家公司后来也成为国内快递业分据天下的“诸侯”企业之一。

2002年成立总部之前，顺丰在全国总共有180多个网点，虽然华东和华北市场进入不深，但名声已经在外。而在九十年代末，国内快递业务在顺丰总体收入中的比例也增加到近40％，顺丰从“香港件”一条腿走路，变成了两条腿走路，有了奔跑的可能。

顺丰在产品定位方面的谨慎策略，被认为是支撑其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

与诸多“快递优而物流”的同行相比，王卫坚持只做快递，而且只做小件，不做重货。在大方向确定的前提下，顺丰按照客户细分设计了自己的产品价格体系，与四大国际快递重叠的高端不做，五六元钱的同城低端也不做，剩下的中端客户被锁定为唯一目标。服务产品的设计也非常简单，500克内收不超过20元的邮费，上门送货，全国联网，36小时到达。除了收费标准逐步调高、取送件时间逐渐缩短之外，直到今天，顺丰的产品定位一直没有任何改变。

据顺丰一位内部人士透露，摩托罗拉等一些大型跨国企业曾找到顺丰，希望其参与物流项目的投标，但顺丰考虑再三之后没有接单。“重货成本大，利润薄，也不是我们的强项。”他说。

快递行业是一个供不应求的市场，对于已经形成网络的企业来说，问题不在于如何开拓市场，而是如何维护和提升服务。这就好比一个人在自家碗里的肉都吃不完的时候，是不会算计着去别人的碗里抢菜的。

王卫的性格也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想像的那么简单。可以说，即使是快递我们都未必做到了百分百的深入程度，何况其他。”这位内部人士说。2003年之前，有相当数量的快递公司淹没在物流甚至房地产热潮中，但王卫一直心如止水。

王卫并非对潜在的利润视而不见。为了避免过快增长造成的各种问题，又不在与同行的赛跑中落在后面，顺丰采取了一个独特的策略：用提高价格来控制发展速度。2003年之后，王卫强行把年增长幅度压在50％以下。但同期，顺丰500克次日达的价格从15元提高到20元。“依照这样的速度，顺丰完全可以实现每年100%的增长，但这样会失去平衡。”顺丰的内部人士表示。

这种举措一部分来自主动思考，另一部分则来自曾经的教训。在内部管理方面，顺丰就曾经因为其独特的模式吃过亏，甚至一度造成危机。

收权行动

对地方代理和合作者的放权管理，形成了顺丰自下而上的发展动力，顺丰似乎进入了一条无为而治的良性轨道。1999年之前，王卫曾短暂地离开过公司，每天陪太太喝喝茶，打打高尔夫，乐得做富家翁。但放权管理的方式很快给公司带来大问题。

一心扑在市场上的顺丰，网点和人员逐渐增多，被“承包”的各个片区开始形成各自为政的局面。在一些片区，员工只有自己的经理，不知有顺丰的老板。而一些地区负责人的行为出格，无法约束，与顺丰的关系日渐紧张，大有形成诸侯割据之势。而个别权力和影响力过大的负责人，甚至把业务带走单干。“老鼠会”的名声，在此时开始悄然传出。

王卫性格中强硬的一面开始凸现。1999年，顺丰不动声色地开始了全国的收权行动。

王卫的收权方式是一刀切，想留下来的，产权全部回购，否则走人。从用钱来解决问题，到摆平各种各样的威胁、恐吓，经过两年的“整顿”，顺丰的架构和各分公司的产权明晰起来。为了将代表话语权的所有资产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即便是在创业中跟随他十几年的人，王卫也不分给一分钱的股份。据说，在这个过程中，他甚至将曾经供职于公司的父亲与姐姐拒之门外。

2002年，历经人员大清洗、组织结构大变革的顺丰，终于成立了自己的总部。此时的顺丰，从上到下完全成为王卫“一个人的企业”。

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削弱地方诸侯的权力，与顺丰从一开始设计的战略密切相关。

由于采用分成的管理模式，业务员会把工作当成自己的事情来做，在片区负责人的带领下，业务扩展的速度是飞快的，但权力和影响力过大的负责人很容易把业务带走，这个问题困扰的不仅仅是顺丰一家。对此王卫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增加顺丰对客户的粘性。别人承诺48小时到，我能做到36小时。今天别人也做到了36小时，我就把速度缩短到24小时。这种优势的背后是强大的后台支持系统。在这方面，顺丰从来都舍得下本钱，花重金。

一些负责人离开顺丰之后，凭借自己片区的业务资源，或自己开了快递公司，或者转投别家，但鲜有成“大气”者。归根到底，无论是自己做还是加盟别人，他们承运的快件都快不过顺丰，至少都有半天的差距。而客户一旦发现这些差异，又会回来再找顺丰。也恰恰是这个原因，王卫在收权的过程中，并没有对公司造成元气上的伤害。

同时，王卫的慷慨大方也是有名的，留下来跟着他干的人都很忠心。

王卫对一线开拓市场的负责人从不限制成本，只要他认为可以做，值得做的事情，哪怕收益很少，投入很多，他也会全力支持。一些负责人建立网点，想节约成本，只买了少量的电脑，但王卫认为电脑是办公用的，如果不够是没法做好事情的，随即主动拨钱购买。据说，地方负责人拿给王卫报销的票据，无论数额多少，王卫总是看都不看就签。

顺丰的工资高是出名的。一般快递公司的递送人员，月薪一千出头，但在顺丰，两三千很平常，八千一万也不算高。管理层的薪酬，同行公司给十万，顺丰至少要翻一倍。一些创业之初的有功之臣跟不上发展了，王卫从来不会扫地出门，而是高薪奉养起来。

完成调整后的顺丰，从2002年开始正式向华东扩展，随着管理进入正轨，王卫的目标也从自发复制，转向主动铺开一张全国性的立体网络。

用飞机运快件

成立总部不久的顺丰，便遭遇了SARS。

2002年底到2003年上半年，顺丰的大本营广东成为SARS肆虐的重灾区。幸运的是，对于快递行业来说，SARS更像是一个机遇。因为很多人选择了足不出户，快件的投递量一度反而有所增加。不过，对于顺丰刚刚起步的全国扩张战略，这毕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王卫的精明又一次体现出来。

疫情期间，航空公司的生意非常萧条。2003年初，借航空运价大跌之际，顺丰顺势与扬子江快运签下合同，成为国内第一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使用全货运专机的民营速递企业。

据顺丰高层透露，扬子江快运目前的5架737全货机，全部由顺丰租下，其中3架用于承运自己的快件。这种全货机载重15吨，往返于广州、上海、杭州的3个集散中心之间。除了专机以外，顺丰还与多家航空公司签订协议，利用国内230多条航线的专用腹舱，负责快件在全国各个城市之间的运送。

用飞机运快件的成本不菲。据了解，其广州—上海—杭州—广州的租机价格为每小时2万多元人民币。

不过，这让顺丰在服务时效性方面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通过租飞机，顺丰实现了全天候，全年365天无节假日派送。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干线，即便头天下午6点取件，第二天一早也能收到。而且顺丰所谓的高价，对一般消费者来说也足以接受，多次提价之后，500克以内的快件也只有20元。

凭借革命性的服务，2003年之后，顺丰的货量增长迅速。每年增速都在50％左右。迅速增长的货量形成的规模优势，抵销了包机增加的成本。这种良性循环，又进一步巩固了顺丰在速度方面的优势。王卫在把顺丰推向全国的第一步棋局中，取得了速胜。

在手下人看来，王卫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经济动物”。他的成功源于对经营和管理研究的痴迷。

更大的轮盘赌局

完成租机一役之后，王卫很快将更大的目标摆在自己面前。

从2004年开始，“发展民族速递业”的口号开始与顺丰的LOGO相伴出现。顺丰一位高层提醒记者这句话中值得玩味的地方：顺丰从来没有把宅急送和申通作为自己的竞争对手，而是希望自己作为民族快递业的代表，与国际快递巨头一争高下。有趣的是，这个目标与宅急送不谋而合。

2003年之后，顺丰凭借包机便利，以低价香港件做主打产品策略，横扫华东至整个中国，迅速完成全国200多个网点的布局，进入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到2006年初，顺丰在国内已建有2个分拨中心、52个中转场，拥有2000多台干线中转车辆以及1100多个营业网点，覆盖了国内20个省100多个大中城市（包括香港地区）及300多个县级市或城镇。

在顺丰的计划中，华东和华北是主攻市场。而在这两个市场中，早已有另外两家快递大佬申通和宅急送占据。

华东的霸主申通是顺丰忌惮的一个对手。尽管顺丰说市场是无限大的，但在全国布局中最重要的华东市场，顺丰一直没有取得意想中的效果。长江三角洲有“快递金三角”之称，据称拥有相当于中国80％的快递市场，潜力巨大。顺丰在华东的布点包括上海、武汉等城市，业务量一直屈居申通之下。而2003年之后，申通也开始把顺丰作为最主要的竞争对手，采取有针对性的竞争手段，这让顺丰的异地扩张难度加大。

据顺丰内部人士透露，华东市场今年最多持平。而在华北市场，还处于赔钱赚吆喝的阶段。

与此同时，顺丰的王牌“直营模式”在扩张过程中也暴露出弊病，这成为王卫新的挑战。2003年，为了应对扩张中管理人才不足的问题，顺丰曾大肆招聘了一批新鲜血液，补充到各地新设立的网点中。但靠管理和知识能力招聘进来的新人，和靠自己拉单子做起来的老人之间，很快出现了不兼容的问题。很多新人不到半年就被迫离开。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企业文化的问题。但有人认为，究其根本是顺丰赖以发家的直营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更大规模、更加规范化的企业运作。据了解，目前顺丰正在用IBM为下一步的管理变革做咨询，但调整方向不得而知。

“经济动物”王卫显然更加清楚自己的处境，他向记者表示，顺丰还没有资格以一个强者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眼下更重要的工作解决自己存在的“太多问题”。

眼下的困难还不足以妨碍顺丰维持高速增长。据顺丰内部人士消息，2005年顺丰的营业额在16亿元左右，与申通相差不多。而根据来自一位接近顺丰高层的人士说法，顺丰的收入在2004年就已经达到13亿元左右，以这个数字为基准，乘以最近两年每年50％的增长率，2006年的收入应该将近30亿元！

一位接近王卫的人士，对后面计算出来的数据予以否认，不过他表示，即便30亿元也不是王卫的目标，因为“他不是一个经常回忆过去的人。”

新探险

2006年11月15日，顺丰华北总部将搬到位于北京空港物流园。10月底，在即将进驻的新址，记者看到推土机正在最后清理场地，配送中心仓库内的分篮也已经备好。

同一时间，顺丰位于北京东郊的黄港配送中心也开始筹备搬家。10月28日，几辆粤B牌号的商务车停在门口，旁边散杂停着十几辆业务员的QQ轿车和摩托车。此前一天，华北公司的预算会议刚刚在此结束，搬家也是这次会议的议题之一。在这个地处偏僻的地方，看到门口挂着的简陋木牌子，很少有人知道这里面驻扎的竟是中国最大的民营快递公司。

更大的计划正在酝酿之中。

记者了解到，顺丰计划在2008年前成立自己的航空公司，目前的航空销售工作已经启动。顺丰高层对记者说，“一两年之后我们会接受你的采访。”这句话似乎暗示着，顺丰已经为自己的高姿态亮相定好了日程。

在此之前，IBM已经派出几十人的团队常驻顺丰，为下一步的管理架构调整做参谋。同时，顺丰购买了5000台业内最先进的手持终端，用来装备一线的取送件人员。分析人士认为，顺丰良性循环的商业模式是依靠互相依赖的两个点来支撑的。一个是永远比别人快一步的后台支持系统，一个就是能充分调动业务员积极性的分配体系。采购更多的设备显然是为了前者，而重金聘请IBM作咨询显然是希望规范后者。如果这两个拳头抱在一起，横扫华北市场，甚至东北市场都只是时间问题。

“王卫的那套在北方吃不开。”一位北京的快递同行说。不过他也承认，顺丰已经大到不用说话就能让人感到压力的地步。在他看来，眼下顺丰的掣肘在于直营的管理模式，如果营销模式能够顺利改变，用汽车运快递的任何公司都无法打败用飞机运快递的顺丰。

直营快递大军走向何方

顺丰的直营大军是被最多诟病和投以怀疑眼光的。

从1996年到2001年之间，在顺丰的网点铺设中，个人承包、挂靠与直营等方式并存。2002年之前，顺丰多数通过先与当地公司合作，最后再逐步收回的方式，发展自己在地方的网络公司。例如在北京和上海两个地区，顺丰都是先以一家叫做威时配的公司为切入点，通过“先合作、后收回”的方式最终进入市场。其中，上海的顺丰公司就是在经历了5年半的合作之后才正式成立的。

这其实是一种个人承包的方式，每日合作方收派多少金额，都要与顺丰之间开具发票。

对于资源并不雄厚的地方企业来说，在创业初期采用这种方式，显然容易奏效。但这种不规范的管理方式加上刻意低调的风格，也给对顺丰不满的人留下了口实，“他们是见不得光的老鼠会。”一位快递同行说。尽管没有做过深入调查，但在他眼中，顺丰所谓的“直营”和声名狼藉的传销差不了太多。

王卫从不在意外界的评价，但他必须面对直营大军的利弊之间做出选择。

2002年之前，顺丰的客户资源全部在地方诸侯手里，一旦成熟，随时可以走掉或者他投。此外，直营人员经济上非共同体，管理上需要协调，加上服务能力参差不齐，顺丰很难保证统一品牌下的统一服务水平，甚至有可能出现对品牌的负面影响。这直接促成了王卫的收权行动。

2002年顺丰完成收权之后，这种直营模式并没有完全改变。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宅急送的车是公司的，人员是总部按业绩发工资；但顺丰是按件计酬，人们自己带着摩托车和汽车加盟。对于顺丰来说，直营大军是为其打下第一片江山的王牌。顺丰目前有3万多名员工，大部分是直营模式下的揽收人员。

这种刻意保留下来的方式，也是顺丰当年赖以成功的基础。王卫曾经从收派员干起，了解最下层人员渴望赚钱的动力，以及这种动力对一家公司意味着什么。自己带车加盟顺丰的业务员，一人会分到一个片区，在这片责任田里，揽到一件货就有一件货的收成，上不封顶。对于很多创业无门的农民工来说，这是一次赌博的好机会。只要肯干，总会有所收获。2003年，广东某地的一个业务员从零开始，拉着老婆、兄弟一起入伙，竟然一气做到每月提成收入4万元！

直到目前，顺丰大部分收派员仍自带摩托车或者汽车拼命地在属于自己的片区里耕耘。

这种所谓“直营”，与此前的承包已经有所区别。所有收派员都由顺丰总部统一管理，总部控制了路由与客服，也就等于控制了货物流向。顺丰总部客服统一对收派员进行客户分配，也保证了客户的留存及对公司的忠诚度。据了解，为了防止客户资源的过度集中和分配悬殊过大，上文提到的月薪4万元的业务员，后来其负责的片区就被总部下令一分为二。

2002年之后，顺丰改善和加强了这种模式。形成了一种业务员只有依附公司才能够存活，但薪金与福利又明显高于同行的激励机制，业务员这个代表市场层面的主力军被牢牢稳固在组织基层。

不过也有专家指出，没有绝对完美的商业模式，这种直营模式的弊病也为数不少。

首先，这种模式受资金的影响很大，在直营模式下，只能用盈利的资金来建立新的公司，顺丰从来不使用银行的钱，建立新点的资金均来于盈利公司。比如上海公司的成立，资金来于附近盈利的浙江公司。同理，广东赚了钱，才可以去投资华东地区。一旦公司的资金链产生问题，下一步的扩建就会受到关键性影响。其次，直营模式下，所有网点的管理理念都为总公司统一策划，一旦总公司方面有半点战略性失误，很可能造成全盘皆输的惨局。

事实上，当顺丰的规模扩张到全国之后，直营大军管理中的问题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来。

按照顺丰的激励机制，基层业务员按件计酬，做的越多赚的越多。于是，收派员往往拼命似的跑自己的小生意。很多跑市场的业务员，白给经理的职位都不做，因为其收入并没有做一个自由的业务员丰厚。反之，一旦将这些业务员用血汗开发的片区划分出去，其心情可想而知。于是，管理人员只能从外面招聘。

但从外部招聘又暴露出内外不兼容的矛盾。知情人士透露，2003年，顺丰在北京扩张，招进了一大批人，但后来很多又退了出来。“老人很排斥新人，怕抢他们的饭碗。”一名2003年曾短暂加入顺丰的管理人员说。他认为，王卫是想做一些事情的，但到了中间一层，味道就变了。

员工也不像外界传说的那样“幸福”。在直营模式下，顺丰与员工之间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所以与其他快递公司相比，顺丰的考评制度显得非常苛刻，很多情况下，员工与公司的利益冲突势不可免。很多顺丰的员工都对一种名为“罚点”的制度深感恐惧。

一名顺丰的收派员在网上这样留言：“累，一个字说到底还是累。想早日脱贫于是就咬紧牙关买了一台车，那就玩命的干吧。交警抓，我不怕！为了赶时间，几十公斤重的件要搬上六楼，我也不怕！为了早日把债务还清，遇到无理客户我也不怕！因为客户是上帝。我怕的是弄不好，两个问题件就把我赶走！我怕的是，要是和上级弄不好关系，他就会无情地把我的地盘残酷割让出去，让我并不是很肥沃的土地再次缩水！”

顺丰的管理模式从快递业诞生至今未有先例，很多人就此认为其是不合理的。但考虑到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顺丰的成功经历，让人很难对其下一步的发展做出判断。

王卫曾经试图改变现状。随着市场对销售需求的日益增加，2004年底，顺丰正式成立市场部，试图加大市场开发力度，这个部门的主要功能是协助业务员开发销售。但顺丰十几年来形成的“业务加销售”模式积习难改，据内部人士透露，目前顺丰的市场还是业务员打下的那片天地，新的尝试并未奏效。

“真实的顺丰每每在审视检讨自己的时候，都会发现自己实在存在太多问题了。”王卫表示。不过，留给王卫思考的时间并不会很多，摆在眼前的压力，已经到了必须让他做出抉择的时刻。

隐身王卫

2006年10月27日，距离顺丰华北配送中心开业仅有半个月的时间。诺大的新建园区，所有关于顺丰的符号，只能在一块牌子上找到——“禁止入内”。

这并不是顺丰低调的唯一表现。创业13年，很多同行都不知道王卫的样子。在顺丰旗下的2400辆配送车辆上，很少有顺丰的标志或者符号。如果不是留意到掉了漆的木牌子上的几行小字，你会以为顺丰华北总部只是一个平常的农家小院。在匆匆而过的顺丰收派员身上，除了与衣服颜色融为一体的SF标志之外，你也看不到任何更多的烙印。

对于提供社会型服务产品的快递行业来说，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低调的一家企业。顺丰固执地让自己和别人相信，“口口相传”是最好的品牌推广手段，但也因此被同行戏称为“老鼠会”。

不过，王卫的低调隐藏不了顺丰的成功。从偏居广东一隅的小公司，到年营业额十几亿元的大集团。几乎没有任何推广手段的顺丰，在与申通、宅急送的赛跑中居然跑到了最前面。并且，顺丰早在2003年就成为中国最早用飞机运送快件的公司！

很长时间以来，王卫的个性是这种神秘的唯一注解。不过记者了解到，王卫并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经济动物”。用飞机运送快递，招聘高学历管理人员，用IBM做咨询，购买最先进的手持终端，一切看起来都是一个企业家正常的思维方式。2003年爆发SARS的时候，王卫捐出的善款在广东省名列第二。种种信息显示，这应该是一个有经济眼光，同时不乏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形象。

王卫在隐形衣下极力隐藏的，到底是独家的商业机密，还是难言之隐？

在顺丰一位高层看来，王卫的不事张扬，与顺丰产品定位有关系。“王卫不是爱说的人。我们的业务也用不着说。”这位人士强调说，顺丰的产品定位是小件高价值的货品，比如商业票据等，以快件递送为主。这种产品服务更看重商业用户，本身就有很大的忠诚度，不会因为几个广告就改变选择。而一旦自己的产品形成了口碑，即便不去宣扬，也总会得到机会。

这种思考问题方式其他人未必接受，但在顺丰内部的例子比比皆是：很长时间不设置800免费服务电话，据说是因为他们认为真正讲求时限的客户不在乎几角钱的电话费；与之类似的还有对外公布的快件价格无折扣，无优惠（月结客户同样没有优惠）；愿意承运文件而不愿意承运包裹，因为他们认为文件的风险小而利润大，此外机场等运输渠道的野蛮操作容易造成包裹损坏；在顺丰，还有不做单票5000元以上的业务，不为同行送件等奇怪的规定。

顺丰的所有决定都由王卫做出。不过在员工眼里，王卫并不是一个怪人。他也是一个很讲企业文化的人，顺丰的宣传橱窗和别的公司一样办得有声有色。在一位接近王卫的人士看来，“他只是不想说大话而已”。

如果说产品定位可以改变的话，邮政则是无法逾越的红线。这或许是顺丰埋藏在隐形衣下的最大痛楚。

从2001年开始，邮政与快递之间的矛盾激化，邮政部门开始大肆查抄快递公司的非法货件。之后，围绕几易其稿的邮政法，双方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和博弈。邮政与四大跨国快递巨头在国际线路上无法竞争，实际上打压的真正目标是民营快递，要从后者夺走的市场中抢回市场份额。顺丰承运的快件是小件，很多是文件和单据，也是邮政最敏感的货件。据了解，在创业初期，顺丰就没有少挨罚。最多的一年，顺丰被罚款达500万元之巨。

与申通的言辞激烈相比，顺丰似乎并不太在乎钱，罚金交得很痛快。在这些微妙的事件中，王卫仍保持了一贯的沉默。他从来不出现在与邮政争论话题相关的会议上。“你罚多少，我们就交多少。”一位顺丰内部人士透露说，王卫对此明确表过态，不与邮政计较。

据说，王卫跟公司里的人讲了这样一番道理：没有邮政，也就没有顺丰。试想，没有邮政，如今的快递市场肯定被国外快递公司垄断了。民营企业实际上是在邮政的庇护下，才有了今天做大的时间和机会。邮政罚点钱，就当是感恩了。据顺丰内部人士说，“王卫是个懂得吃亏的人”，而且，王卫是在香港长大的，“是个守规矩的人”。

顺丰是和邮政碰撞最少的快递企业。顺丰刻意淡化公司的标识，也是这种低姿态的表现：虽然惹不起，但顺丰并不想招摇，让矛盾激化。不过，顺丰对邮政的策略只能是权益之计。随着顺丰规模的不断扩大，双方能否和平相处的难度变得越来越大。

融资就是摆在王卫面前的一个难题。“要是邮政天天查你，你是永远上不了市的。基金也不敢投钱给你。”一位投资顾问说。

决定性的变数是《邮政法》的立法。不过根据现在的情况看，就算《邮政法》出台，对快递企业也很难有多少改变。在最新一稿的《邮政法》草案中，口水战仍在继续。无论是150克还是350克，总之会有很多业务将远离快递。而如果采用委托制，快递则将沦为邮政的打工仔。分析人士认为，最近邮政的政企分开并不彻底，邮政EMS的市场化之路还很长。

在这种局面下，王卫采用低调的态度，或许只是一个不得以而为之的可悲现实。“顺丰的确有很多问题，但它的起点，实际比30年前的联邦快递是要高很多。唯一不同的是，美国开放了邮政，但现在中国还没有。这实际上决定了顺丰的发展是有天花板的。”

林少陽 投資風格論輸贏

2010-03-03 am730

投資可以很刺激，亦可以很沉悶，一切存乎一心。一個人的投資風格，足以反映其性格，不同性格的投資者，自然而然會發展出不同的投資風格。

本港著名基金經理、去年自立門戶創辦投資管理公司的林少陽，在其早前推出的新書中，再次與讀者分享其多年「作戰」經驗及心得，將宏觀經濟大勢與個別股分分析合流，提出簡單要訣助讀者掌握估值方法，及如何選出具潛力的股分。當然在深入了解投資的要訣前，最好先了解自己現在屬於哪種投資風格，以及從最基本的投資分析入手。

本文節錄自《價值捍衛戰》(作者：林少陽 / 天窗出版)

失敗的投資風格：

對於性急的投資者，不會容忍手頭持有的股份股價紋風不動超過一個交易日。對於膽小的投資者來說，不會容忍手頭的股票賺蝕超過10%。對於膽大的投資者來說，若不能狠狠的賺一筆，寧可狠狠的輸一鋪。只要一日留在市場，這批膽大包天的投資者結果只得一個：狠狠地輸掉之前狠狠地賺回來的一切。對於害怕輸錢的投資者來說，結果永遠適得其反，因為他們以為帳面損失不是真損失，到了被迫止蝕時已鑄成大錯。對於耳仔軟的投資者來說，他們很容易為一個投資意念而感動，同時付諸行動，卻在買入後，從來沒有想過一旦錯判形勢的退市策略(Exit Strategy)。對於花心的投資者來說，他們會同一時間投入資源於不同的投資意念，卻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是否有足夠的時間培育數十個孩子健康成長，而每位孩子投入的資金，是否足夠其成才。

成功的投資風格：

對於膽大心細的投資者，他們會夠膽提出與群眾相反的全新意念，並花上大量時間搞清楚，究竟是眾人皆醉我獨醒，還是眾人皆醒我獨醉？對於理性重於感性的投資者，他們只重推論不重靈感，雖然數據偶有錯失，往往反應太慢，但好處是不會做出一些違反常理的投資行為。對於重視質量多於數量的投資者，他們認為投資者買的是人，不是數字，他們對管理層的誠信、領導能力及商業觸覺，評價重於其資產負債表。你究竟是哪一類投資者？

放大長處 控制缺點

沒有人是完美的，大家亦不必強求自己做完人。實際可行的辦法，是找一面不會扭曲自己性格的鏡子，客觀地將自己的長處及缺點，逐一寫在紙(或電腦文書檔案) 上。當自己每下一個重要決定前，不妨拿這張貓紙出來重看一次，問清楚自己是否有意無意之間，再次犯上相同的錯誤，這是減少我們犯錯的有效方法。

一個成功的投資者，跟一個事業成功的人一樣，最大的共通點，是他們都勇於面對挑戰，亦不怕犯錯，但最重要是他們都不會容許自己犯上相同的過錯超過一次。當然，我相信只有極少數的成功人士，能真正做到這樣，凡人如你及我，未必有能力錯了一次之後即時學精了，但這亦不打緊，因為即使重複犯錯，只要不是致命的錯誤，我們還是有機會作第二及第三次嘗試。對絕大部分凡人來說，「不讓自己犯兩個相同過錯」，是一個人生目標及自我要求，若能夠做到八十至九十分的人，除非運氣真的劣透，否則事業很難不平步青雲。對更多普羅大眾來說，只要我們一生人掌握到一至兩個重要的機遇，已經足以改寫人生。

李開復在其著作《世界因你不同》中，對此有頗為深刻的描述。李氏畢業於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在獲得計算機學博士學位後，隨即成為該校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副教授，及後先後在蘋果電腦及SGI多媒體軟件部任職全球副總裁、微軟中國研究院院長，以及谷歌(Google)環球副總裁及谷歌中國總裁。2009年9月，他放棄高薪厚職，以及價值可能達天文數字、未來四年行使谷歌上市股票的權利，走另一條辛苦的創業路。該書的出版日期，剛好是他正式離職那個月份，而這本書就像為了解答他為何離職創業、同時鼓勵年青科學家創業而寫成的。

他相信，只有忠於自己內心(follow my heart)的選擇，才能激發起身體最大潛能，而人的生存意義，在於為這個世界帶來一點不同(make a difference to the world)。當人發揮最大潛能的時候，你會知道，這個世界如果沒有你，會跟有你存在時有多不同。

積極找尋機會作出理智抉擇離開谷歌後，李開復創辦創新工場，現任該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創立創新工場的目的，是協助中國年青科學家圓夢，由他擔任創業導師，將年青科學家的新發明或新意念，就像經過哈利波特的神秘魔法，將天馬行空的意念，轉化成足以改變人類一些生活小節、或改變他們一點生活方式的小商品。我們不能選擇自己的出身、父母及所身處的社會環境。

然而，我們卻能選擇，以不同的人生態度，面對我們的命運，並在人生的重要交叉點上，作出改變自己一生的抉擇。從這個層面上，我並不認為人生下來，就是一個被命運搬弄的布偶公仔。擁有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無論是投資還是做事，都是不可或缺的元素，因為只有持這種態度的投資者，才夠膽在市場一片慘淡的氣氛之下入市，在別人仍未立定主意時，開創自己的事業。不是每個人都有李開復的能耐，有足夠的能力與膽識，為自己及年青人開創一盤前人未開創過的事業，但是即使你做的不過是很多人曾經做過的事業，只須走前別人一步，已足以讓你捷足先登。在投資市場上，早別人半步，效果已經差天共地。

記得「投機之王」傑西．李佛摩(Jesse Livermore)被問及怎樣才能夠成為一位成功的投資(機)者，當時已經歷過多次人生大起大跌的他，竟然答道：「我不懂。」他解釋，要投資或投機有成，必須以經營一盤事業的心態經營這盤生意，並不是像一般業餘投資者一樣，只是偶爾參與買賣，當做業餘的興趣，這樣做能夠成功的機會是微乎其微。因此，問如何能夠投資(機)成功，就像問一位經驗老到的律師如何打贏一場官司，或一位外科醫生如何在手術台上大顯功架一樣。試問一位業餘高爾夫球手，如果每星期只是到球場揮幾下球桿，又怎可能打敗老虎．活士(Tiger Woods)？

當然，其實你不一定要在高球場上打敗活士才算是一位成功人士，因為你的婚姻生活，很可能遠比他的美滿，或者你的羽毛球技術，比很多人優勝。同樣地，如果經過不斷的嘗試，你的投資成績還是一敗塗地的話，你可能要認真的想想，自己是否適合經營這盤沒有固定退休年齡的投資事業，你只要專注自己擁有競爭優勢的職業，一樣可以過著快活的人生。不懂得投資的人，可以透過儲蓄計劃，定期投資於指數基金，例如盈富基金(2800)或恒生H股指數基金(2828)，一樣可以達到跑贏通脹及資金保本。

作為業界的一分子，我不應反對投資者認購基金，但是我相信「力不到不為財」的道理，投資者在買入一隻基金，將資金交託予基金經理之前，最好是先解其投資策略是否符合你的個人需要，以及相關基金經理是否擁有一位成功基金經理應有的特質。即使是將資金交託予他人管理，亦不可鬆懈。

投資分析．五式入手

要洞悉先機，必須有前瞻性。最基本是閱讀財經新聞，而涉獵本地及國際政治新聞亦很重要。老實說，沒有經濟學、財務學及政治學入門常識的投資者，要正確解讀政治及經濟新聞，每日市場的訊息，其實非常困難。如果你自問略欠入門常識，應該找一兩本相關的讀物「惡補」一番，並找來一兩位經濟學、財務學或政治學的大學畢業生做啟蒙老師，練習投資分析的基本功，應可事半功倍。

一. 一切從估值開始

對我來說，投資最重要的指標，是投資的項目是否物有所值。而判斷一隻股份是否物有所值，主要考慮的因素是：第一，公司的行業前景是否優秀，這是投資一項資產最重要的考慮，因為如果一家公司所身處的行業前途未卜，即使是最優秀的企業，亦英雄無用武之地，再便宜的價錢，亦不代表那是一項具長線增值潛力的投資。

第二，是管理層的質素及誠信，他們是否具備足夠的野心將盤生意做大，同時是否具備足夠的能力應付行業競爭與經營環境變化所帶來的挑戰，以及願意將業務壯大得來的成果，與所有股東共同分享。

第三，就是我們買入的價錢，是否合理。因為即使是一盤最優秀的生意，如果買家付出的代價太貴，亦可以是一項很壞的投資。分析個別股份，要兼顧的東西較多。反之，考慮市場水位的高低，相對較為容易。我曾經在給予客戶的投資通訊錄中，指出恒生指數的合理水平，在於2倍帳面值附近，而在極端的情況，例如2009 年3月最低位時，恒指便曾經以接近1倍帳面值大平賣，當市場極度樂觀時，則通常於2.6至3倍水平見頂。

事實上，過往恒指大多在升越3倍賬面值才見急瀉，過去二十年唯一例外是1997年那次大跌市，大市升至2.4倍帳面值已不支倒地，然而當時市場利率遠高於現水平，按揭利率更超過10厘，與目前近零息水平不可同日而語。

二. 活用恒指市帳率

執筆之時，經初步評估，2010年恒指成份股的每股帳面值總和大概在11,200點水平，若升至3倍帳面值，指數將可創出歷史新高，但那只是一個極端情況之下的水平，而且2010年可能會像2005至2006年一樣，在市場估值水平回升至1.8至2.2倍水平後，於「合理值」範圍窄幅波動超過兩年後，才出現極端的樂觀情緒，於創新高後見頂回落。

讀者可能會問，為甚麼我不用市盈率而用市帳率？道理其實很簡單，那就是因為一個股市反映其身處的經濟體系最出色企業的盈利能力，除非經濟體系出現極端的結構性轉變，否則企業的長線盈利能力，將受制於其財政實力(公司的股東資金)。換言之，我相信一個市場的股東資金回報率，雖然因經濟周期上落而出現波幅，其長線平均數卻很穩定。以港股為例，我雖然沒有做過嚴謹的統計，但從恒指長線的市帳率維持於1至3倍水平這個現象看來，我們可能推算出港股的平均股東資金回報率，應該是在15%之間上下浮動。

即使投資者不懂得判斷宏觀經濟大形勢，但如果投資者以這個市帳率的比率作為參考，過往多年的高低位，也應該知道幾時應該進取地買入高增長股，幾時應該保守一點投資，甚至是持有現金或藝高人膽大者，幾時應該適合沽空。

三. 細讀新聞發掘機會基本概念有了，還得解讀財經資訊。或許有人會問，每天的新聞成千上萬，要從中賺錢，談何容易？筆者舉個例子，在2009年5月，有幾則與天然資源相關的新聞出現，引起了我的注意。其一是國內首家礦業基金於5月23日成立；基金初步集資5億元人民幣，以國內基金的規模而言算小，還要看其100億元人民幣的最終目標集資額幾時到手，但該基金聲稱由清華礦業同學會發起，聯合三百多家礦業企業合共擁有上萬億資產。

另一則新聞，是全球第二大鐵礦商與新日本製鐵達成協議，宣佈鐵礦石減價33%，早前中國正試圖壓低減價幅度，最終卻無功而還。從表面上看，這是對礦業股的一個負面消息，然而鐵礦石價格自2005年以來，一路持續急升，即使2009年減價33%，仍然遠高於大升之前的水平。與美國股市2009年低位，跌穿 2002年對上一次熊市低點，出現很大的反差對照。而事實上，中國在國際天然資源的議價上，仍然是處於弱勢的一方。

另一個值得投資者關心的課題，是全球中央銀行於2008年及2009年大舉增加貨幣供應，雖可減低信貸收縮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卻為未來環球通脹周期，埋下了種子。這對天然資源的價格，亦將有深遠的影響。投資者在部署自己的投資組合時，必須將上述的長遠宏觀趨勢當作自己每個投資決定的路線圖，好讓自己不在每日紛亂的新聞中失去方向。

四. 經濟指標護身符

做投資分析時，我很喜歡離群的感覺，因為這種感覺讓我更有信心，確認自己做對了方向。當然，分析經濟的指標和數據無人嫌多，從採購經理指數(PMI)包括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芝加哥採購經理指數看經濟前景，是正路做法。至於筆者經常提到有關金融市場風險溢價，例如美國國債與倫敦銀行同業息差 (TedSpread)、美國標普500 VIX指數，都屬於領先經濟指標。美國標普500 VIX指數，又名恐慌指數，從2009年6至8月期間表現大跌的情況觀之，恐慌已逐漸被貪婪取代。換言之，無論環球經濟是否仍然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國際金融市場已經回復秩序，這是不可爭議的事實。而環球金融市場的低點，並不是2008年10月底的低位，而是出現於2009年3月中。當時我跟另一位行家分析的時候，正是引用美國國債與倫敦銀行同業息差與VIX指數，推算出市況很可能已經見底的看法。

每當聽到北京表示要「保八」及完成「第N個五年計劃」的時候，相信市場經濟的信徒，總會戴著有色眼鏡，甚至懷疑起中國的統計數字來。我亦曾經是其中一員。然而，經驗告訴我，中國的宏觀經濟數據實用價值其實很大。何解？目前中國的經濟仍然以國企為骨幹，其每月公布的全國國企利潤數據，差不多等同全國公私企業的內部營運數據。我記得在2000年夏秋之間，中國公布了上半年國企盈利按年大升逾30%，當中以鋼鐵及電力行業表現最出色。一計之下，不得了，這批股份當時的預測市盈率，只得4至6倍，但企業盈利卻以高雙位數增長。基於這些資料，即使我當時看淡科網股及整體大市的前景，亦推介這批中資股份給客戶。之後的事，已成歷史。

五. 向內行人取經

令基礎分析者最沮喪的，是局勢的變化有時來得比分析者搜集資料的時間還要快。國內的市場變化神速，很易捉錯用神，內行人提供實況資料、以及成功者的大動作，往往令人撥開雲霧，重見光明。以國內的樓市為例，2009年上半年正當大家擔心海嘯第二波的時候，國內樓市竟然在政府大開水喉之後，變得火光熊熊。從一家數據向來準確的國內大行數據得知，不論渤海灣、長三角、珠三角，以至華中、湖南及湖北等地，住宅物業成交量分別按年增長61至72%，直逼甚或超越 2007年歷史高峯。看好的，會認為北京的量化寬鬆政策已收宏效，負面看則是中國正在製造一個全新泡沫。我們見到的「復蘇」，都限於透過銀行大量的放貸，重新誘發市民入市炒股及炒樓的貪念。若將注意力聚焦到宏觀數據，則除了政府主導的固定資產投資增加之外，難以令人相信經濟真有所改善。

正當大家思索樓市前景好壞之際，筆者有位在上海做房地產的朋友，因為工作關係幾次推遲訪港計劃，就連一個電話也說不到十句便匆匆掛線，忙得不可開交，這反映了甚麼？而芸芸投資國內房地產的本港發展商之中，最審慎和最成功的恒隆集團(0010)，亦在暫停買入土地三年後，首次在上半年買入國內地皮。從往績計，恒隆在國內表現不俗，他們三年來首次買地，令筆者對疑幻疑真的升市減少疑慮。

恒安：未雨绸缪的变革历程

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大儒朱熹的父亲朱松为首任镇监，安海从此建镇。其实，早在唐代，安海的对外贸易已经十分繁荣，“港通天下商船，贾胡与居民互市”，而人类建筑史上奇迹—安平桥则昭示着安海人的果毅，这座长约5华里的跨海大桥，是中古时代世界最长的梁式石桥，它始建于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历时14年才告建成。

地缘和民风注定了这个小镇不会甘于沉寂，改革开放后，一系列商业奇迹终于在这个不大的舞台上上演了。现在的安海镇已经具备县级城市的规模，恒安纸业、盼盼食品、亲亲食品则是从这里走出的著名品牌。

恒安集团总部在安海镇的中心位置，很显眼，但在集团大楼，如果走出首席执行官许连捷的办公室之后，再找到它就很困难了，倒不是建筑结构有多么复杂，而是他的办公室和其他房间相比，几乎毫无特色。一架屏风、办公桌和会客用的沙发之外，好像就没有其他什么家当了，很难想象这是一个销售收入百亿规模企业CEO的办公场所。简朴是恒安企业文化之一，后来听恒安的财务专家、总监助理谢刚毅说，本来这个楼也是没有的，十年前要上市，为了不让外界觉得寒酸，才建了这个大楼。

茶具是福建人必备的家什之一，在大红袍的袅袅余香中，许连捷这个自称小学没有读完的企业家开始讲述他对管理的认识以及恒安的“昨天、今天与明天”。能够坦言学历是一种可贵的品质，它意味着组织内学习成为可能，这种学习必然是从领导者本人开始的。

和当地的很多企业一样，恒安最初是做服装的，但很快便转入了卫生巾制造，这在当时是一片蓝海，同时也是一个让人脸红的行业，不少男性业务人员或多或少都有过尴尬的经历。现在，谢刚毅去超市购物，偶尔留心一下卫生巾的销量，由于驻足太久，还会受到营业员的责问。但安乐卫生巾却成了恒安异军突起的一个基点。恒安的原始股东多是乡里乡亲，除了大股东施文博就任董事局主席之外，现在这些人大多离开了恒安，被许连捷劝退了。

一切要规范

尽管许连捷有亲戚担任高管，但恒安人似乎并不认同家族企业的说法，也许就像许连捷所说的，恒安一开始就是一个股份制企业，1999年上半年有40多个创始人，这些人是第一批老员工。许连捷说：“在乡下出来的这些人中，我的文化算是高的，但小学都没毕业，所以根本看不懂财务报表。”为了引入“文化人”，恒安选择了和安海镇合资，会计、出纳、仓管都是镇里派出的，第一任总经理也是镇里面派的，而当时管技术的副总是从外面请的。随着规模的扩大，尽管每年都有很好的利润，但许连捷有些不安，众多的“皇亲国戚”，随处可见的“便宜行事”，创业老臣们又在遍地安插子孙，阻碍了“才路”，管理无法落地，制度不如家政。

尽管老员工很敬业很忠诚，但由于受文化素质的瓶颈所限，无法融入系统化管理，工作的随意性太大。恒安的销售规模迅速扩大到10亿的时候，步伐开始停滞了。1996年销售额是10亿，到了1997年还是10亿，是强行快速扩张还是寻找自身的原因，恒安选择了后者，许连捷说：“没有一套非常有效的内控制度和管控模式，再进行一次快速的扩张，那存在的危机会变得更大。”于是有了1998年12月8号的恒安香港上市。

在问到上市的目的是否为了融资的时候，他断然说不。许连捷上市最根本也是最简单的想法是通过公司治理条例，让外界把恒安管起来。在许连捷眼里，上市是一个以家族血缘来管理的企业融入现代企业制度的第一步。

当时恒安在10个省市有分公司，这些公司是独立的法人，尽管财务上是总部集权、总部控制，财务人员也由总部派驻，但在业务上分公司有绝对的自主权。虽然老总由总部派出，但他们的管理班子则是自己构建的。许连捷说：“如果继续扩张，会很危险。”趁着1997年金融危机的余波，许连捷提出了上市，“用上市来提高我们的内控管理制度，把整个经营全部透明化。”

上市前许连捷是总经理，他已感到管理起来有些吃力，但在很多人眼里，恒安并不缺钱，利润也很好，有人便以“不要给别人赚钱”为理由，反对上市，许连捷说：“长痛不如短痛！”经过多方论证，恒安管理层选择了从长远打算。

上市与否，是很多企业面临的一个艰难抉择，上市会带来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同时对于决策层来说会丧失一定的自由度。在奥地利管理学者弗雷德蒙德。马利克（FredmundMalik）看来，资本市场对企业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公司治理规范一方面会约束企业的不正常行为，股市同时也会催生决策层的短视，即忽视企业的长远发展目标，只是为了股价而行动，将利益分配置于创造具体效益之上。所以，很多德国的优秀公司尽管在“全球化”之前已经全球化经营，但没有上市，因为它们既不缺资金，也不想让股市影响它们的长远决策。

约束决策层的自由度，也可以从两个正面的路径去思考，如果决策层不是为了股价去行动，而是以消费者利益为导向，企业的经营业绩最终会在股价上很好地反映出来，股民也会最终得益，同时，可以使企业多少变得规范。

许连捷的初衷决定了上市为一匹即将脱缰的野马拴上了笼头。和那些有百年进化历史却没有上市的德国企业相比，粗放却迅速成长的恒安选择上市是明智之举。但接受别人监督，同时还要把到手的利润分给别人，对白手起家的领导者来说，是不容易做到的。尽管上市对企业的经营没有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募集到的7亿港元资金2003年才通过扩大生产线消化掉，但许连捷认为如果没有及时上市，在一年后的恒安巨大变故中，企业可能已经不存在了。

1999年，恒安开始利用上市的规章制度，推动内部的改变。许连捷说：“改变无非就是让不适应的人离开岗位，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真正发挥人才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恒安发生了一件惨剧，创始人之一、集团副总吴世界在家中遇害，同时遇害的还有妻子和两个女儿。1999年下半年，从管理者到员工都要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每个人不下5次，最多的有50次，156天案件才告破。

许连捷几乎每天都在应付各级公安人员的问询，为此心力交瘁。恒安的日常工作被打乱应该还不是最要命的，吴世界的死给恒安上下带来一种“天命如斯”之感，许连捷说：“他全家都被杀了，你说钱还有用吗？所以当时大家都心灰意冷。”

整个公司有一年多的时间，陷入了无人管理的状态，许连捷则回到了农村的土屋居住。1999年的利润目标是3.45亿，上半年赚了1.6亿，吴世界遇害之后，下半年利润变成了1.4亿，2000年上半年就变成1.2亿了，下半年掉到8000万。许连捷说：“当时各个岗位都在自由运作，仓库管理人员要供应商的红包，搬运人员也要红包，不给就不好好装车。”

地方诸侯本来随意惯了，上市制度让他们受到了一些约束，但吴案发生后，他们觉得总部没人管了，又开始为所欲为，有的分钱走路，甚至还另起炉灶。

许连捷说：“那时候如果没有上市，恒安就完了，没有上市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管控制度，各走各的路，你就没招了，上市非常重要，企业得遵守法律制度，股权结构要清晰，土地证、房产证都要非常清楚，原来有些没办，有的办到个人的名下，这些都要规范过来，不然的话，他一拿走，说这是我的，不是公司的，你也没办法。幸好这个突发事件发生在上市之后，不是上市之前。”

1999年上半年，恒安劝退了41个创始人，其中有许连捷的舅舅，这些人对恒安很有感情，看到恒安在走下坡路，都坐不住了，便一起去许连捷的乡下土屋劝他出山。不少人说着说着就动情了，流泪了，有人就问：“你到底是真病还是假病？如果能上班，就坐在办公室里看着，比待在家里要好得多，不要太努力，到公司跟休息一样。”

许连捷回了一下办公室，从楼上望去，顿觉天旋地转，马路上的车往天上走，医生建议他去疗养，但创始人们不同意，仍然坚持要他出来工作，后来从北京请来一个老中医，吃了一些药，身体慢慢恢复了一些。2001年，许连捷回到单位。许连捷回忆道：“人心散了，该管事的人谁都不管了，问到这里有什么不妥呢？都没有一个人出声。”

必须借助外力

对当时的恒安，许连捷定位为“半瘫”，一个中了风的公司，自己是站不起来的，需要外力的支撑，要别人搀着走路，自己锻炼，才能恢复健康。为了借助外力，许连捷去了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地。当时国内咨询公司有些像点子公司，不如现在专业，就是提一个建议，出一个策略，收一点点钱，或者就是搞搞培训。许连捷有些失望，最终选择了汤姆斯公司，2001年排名第一的麦肯锡兵败实达，让人们心生疑惧。付出天价咨询费的实达电脑垮了，恒安是否又是一个“引狼入室”者？但汤姆斯的“TCT行动”（TotalCycleTime，即全周期时间管理模式）让许连捷觉得非常务实。

许连捷说：“时间管理就是缩短从头到尾整个流程的时间，通过流程的梳理来缩短时间，我说这个怎么会有害？只要我们愿意去接受，时间的缩短哪有不见效益的？”但汤姆斯开出的价格是惊人的—965万美金，如果算上内部配套的费用，三年大约要花1.5亿元人民币。许连捷说：“大家有些舍不得，我说我们是小公司，雇不起。”

汤姆斯那边建议从恒安30个的高层中抽调20人，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培训四天，如果觉得有用再谈价格，如果认为没用，收10万美金就可以了。四天培训下来，许连捷主动提出：“价格我们不谈了，我给你们1000万美金，先给你们一半，这是基本费用，剩下一半要看你们能不能兑现承诺，人均贡献1比4，就是通过变革，三年后1个人能产出4个人的效益。”汤姆斯同意了。

汤姆斯的信心很足，工作做得也很细致，但18个月后，却知难而退了。由于效益提升太慢，汤姆斯觉得无法兑现承诺，拿走了560万美金，主动中止了合同。这次变革，开始是立竿见影的，一年半便超过了预期，但之后的爬坡则异常艰难。许连捷认为是恒安自己的问题，一方面“我们这种人的观念接受和运用实际上没有那么到位”，另一方面，经常有很多人吃回头草，用原来老习惯去干。

恒安的变革并没有因为汤姆斯的离去而停止脚步，成效反映在业绩上。许连捷说：“2003年有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到2004年增长就达到百分之四、五十了，后来越来越快，TCT这套流程运用越来越到位。”

许连捷是通过人事的调整做到了这一点，他发现吃回头草的往往都是企业的老人，养成了习惯，再改变就很难了，只有让新人进来，变革才能执行下去。许连捷戏言：“老人都换光了，就剩我一个了，我也很快被换掉了。”之所以能花大钱请汤姆斯，之所以变革能够坚决执行下去，与董事会的支持有很大关系，股东们亲眼看到公司快瘫痪了，心便很齐了，做决策也容易一些。

不靠价格来竞争

汤姆斯引发的变革，带来一个很大的架构调整，这就是产销分离。原来恒安是产销一体化的分公司制，逐渐形成了各路诸侯。恒安通过调整，将条块结合，销售全部统一由一个部门来管理，而生产则统一集团化来管理。

梳理后的销售渠道被许连捷视为恒安最大的优势，光销售客户经理就有8000多个，他们是最基层的导购，跟消费者直接接触。他们既是恒安的骄傲，同时，因为分布在全国各个角落，也是最难管理的，许连捷说：“没有有效的管控是最危险的，很容易失控，既靠它赚钱，它也是最花钱的。”当然这种优势，许连捷认为不是拿钱能买到的，否则跨国公司早就大获成功了。根据上市公司排名，恒安的利润率高于跨国公司，在世界同行中排名第一。

首席运营官程勇也认为渠道是恒安的核心竞争力。很多做快销品的企业是通过做线上的广告，像电视广告那样，提供海量的视听冲击来促销的。程勇说：“恒安不同，恒安更多是地面的，是能够和消费者面对面的，靠在全国各地的200多个办事处来做事。”

如果在超市里留心一下，恒安的产品往往比竞争对手略贵，许连捷说：“高速增长，不要靠价格来竞争，不能靠牺牲利润来扩大市场的占有率。”

那恒安靠什么来取得竞争优势？除了销售能力之外，恐怕就是品质和品牌。恒安的生活用纸业务，销售额在中国大陆排名第一。谢刚毅说：“贵得有道理，首先和同行相比，恒安的木浆是全进口的，造纸用的其他原料也是如此。生产出的纸重量和手感是不一样的。”

谢刚毅预计纯木浆的生活用纸，市场成熟度大约40％，农村还是主要用甘蔗浆、草浆制造的纸。尽管关注农村市场，但由于定位相对高端，恒安不会用甘蔗浆、草浆造纸来进入农村，谢刚毅认为这样做尽管降低了成本，但会损害品牌。恒安等待未来农村市场5到10年的自然扩容。

不同的消费群体有不同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恒安品牌目标群体更多地定位为80后和90后，因为他们更关注品牌、时尚和质量，对价格不太敏感。

许连捷又说：“没有产品力就没有品牌力，广告做得再多，产品不行，消费者买了一次，第二次不会找你，不但第二次不会找你，如果你再做广告，他看到了会骂娘，周边的人都会听见。”

阿尼尔K.古普塔（AnilK.Gupta）说：“中国公司应该锁定中间市场，不要把这个空白留给跨国公司。中国公司是可以通过打造品牌能力和技术能力攻占高端市场的，但前提在中间市场构筑壁垒，让跨国公司无法进入。”恒安生活用纸业务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在国内卫生巾市场，保洁的护舒宝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但恒安卫生巾有三个品牌，七度空间是最高端的，安尔乐是中高端的，整体市场占有率则在护舒宝之上。

收购亲亲

多元化战略鲜有成功的例子，大多数企业的成功都是专项产品的成功。通常人们主张多元化不外乎三个理由—扩大规模和增长、分散风险和协同作用，但这三点往往禁不起推敲。许连捷否认收购亲亲食品是一次多元化的冒险，“恒安是多品牌经营的，纸有纸的品牌，卫生巾有卫生巾的品牌，纸尿裤有纸尿裤的品牌，成人尿布有成人尿布的品牌，食品有食品的品牌，都是快速消费品，杂货店里有纸卖，也有食品卖。”

既然都是快销品，在许连捷眼里，就不存在一个跨行业的问题。他说：“我1998年从卫生巾行业跨入纸的行业，我连造纸的技术都不懂，什么是造纸？一个懂造纸的人都没有，我访遍了几个大纸厂，最终找到了一个退休的老工程师，组建了技术团队，十年之后做到了第一。靠什么？靠我的销售网络。”

如何整合亲亲食品？许连捷说：“我现在让它独立。”

许连捷并不想把亲亲拉到恒安的战略体系中来，恒安的二次变革是请博斯公司做的，而亲亲的战略则由另一个咨询公司来做。亲亲的管控水平和恒安相比差一大截，人的思维观念和恒安也有差距。恒安只往亲亲派了三个人，一个是老总，一个负责销售，一个掌管财务。谈到亲亲之前的问题，许连捷说：“像三国一样，三个家族势均力敌，各把一关，要整合，处处触及利益……主政者一定要非常的公平公正，不然就会反弹，所以急不得。”

许连捷继续说：“但起码改一下就有一个增长点，改一个部分，就有几个新的增长点。去年亲亲做到8个亿，我今年做10个亿，也算增长了。尽管只增长了两亿，但利润率会比以前高，堵一个洞水就涨上来了，效益就不一样了。要慢慢来，销售网络我现在都不敢要求他们跟我们整合。”

至于未来是否整合，许连捷觉得应该看形势再定，有可能它独立成一个系统。它的销售渠道有一部分可以整合，有一部分经销商恒安不整合。许连捷说：“做分销的时候一定要做专，不能顺手牵羊，任何事情都要有人。”

恒安现在三大品类，做大了以后，甚至都可能让基层的经销商独立，代理纸的代理纸，代理卫生巾的代理卫生巾、纸尿裤归纸尿裤，把它们一一分开。

程勇认为之所以恒安会收购亲亲，首先亲亲不是一个糟糕的公司，它的品牌有一定的美誉度，它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决策层整天在吵架，这个原因制约了亲亲的发展。同时，亲亲是安海镇的本土企业，距恒安百步之遥，恒安人对它非常了解，文化上又基本是相通的，不需要费太大劲去整合。

程勇说：“恒安发展比较稳健，每一个新业务与以前业务都多少相关。食品在快销品中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所以恒安选择一个熟悉的本土知名企业进入，是务实的。当然，现在还是先控股。恒安的财务比较强势，所以财务先进入，再把我们原来的一个市场总监调过去当总裁，主要还是依靠他们原有力量在经营，我们也试图导入一些恒安的优秀基因。”

多元化最诱人也是最凶险的一点，就是以一个强势品牌，覆盖不同的产品，切入不同的行业。红塔地板的失败就是一个例子。而收购往往面临着一个很大风险就是管理模式、水平的不对接和文化冲突。恒安看上去很理智。

启动二次变革

2008年，恒安在销售收入接近百亿规模之前，开始了二次变革，和第一次变革相似，也是请一个全球运营的咨询公司（博斯公司）来协助实施的。这次要在四个领域进行变革—战略规划、架构调整、供应链和绩效管理。和第一次管理变革背景不同，如今的恒安对咨询公司的依赖度已经大大降低，所以费用也低了很多。十年间，恒安的利润和绩效全行业第一，为什么要变革，谢刚毅认为是决策层居安思危。程勇则表示，恒安是一个优秀的公司，但没有达到卓越的程度。恒安曾经试着评估过卓越绩效，总分1000分，恒安只得了300多分。

程勇继续说：“我们能否持续的、快速地发展，我们是否已经达到顶点？如果达到顶点，就意味着有拐点要下来。所以我们觉得应该要去改变。我们还要弄清具体要改变什么。”所以，先要解决恒安成功带来的惰性和自满心态，必须再一次进行系统化的变革。一方面要重定战略，一方面要为各部门界定清楚职责。“这种责任不是停留在嘴巴上的，是有具体指标性的东西，定完一层层分解下去，使得每个人都有压力。”

在许连捷眼里，二次变革和第一次变革有一定的延续性，是对第一次变革的回顾和检讨，和第一次变革相比，二次变革没太多地更替人员，是通过战略来调整，把所有的战略目标都分解成子目标，通过预算来进行目标管理。许连捷说：“如果你做的是卫生巾，按照战略目标明年要做到30亿，能不能达到30个亿？要做5个亿的利润，能不能达到5个亿的利润？有人说我不行，那你退下来，可以让你选择另外一块你认为可以做到的。”

“在经营的过程中会有一个时间进度目标，如果你现在跟不上进度了，如果你实在不行的话，赶快提出来，或许有什么补救的措施。第一次管理变革的绩效没有做得这么细，这一次全部用目标管理来把绩效管理健全起来，可以说也是第一次管理变革的延续。”

谈到执行过程，许连捷说：“我们现在各个车间、各个工厂都在做持续改善，都在做细化管理，每个工厂都有一个持续改善小组，都在对着各个标杆线在做。”

程勇对两次变革中咨询公司的作用做了一下对比，“第一次变革的时候，我们合作是结果式的，我们给他们定了指标。这次变革，我们纯粹是让他们提供服务，没有再像第一次那样手把手地进行。因为我们已经经历了一次变革，有了一定的基础。”

如何选择咨询公司，这次恒安还是货比三家，先试听，然后管理层投票表决选哪一家公司合作。程勇坦言：“我们许总说他现在不敢拍脑袋了，要有一个清晰的战略，因为现在规模越来越大，方向性先弄好。”之所以仍然选择国外咨询公司，程勇认为恒安看中的是它有服务过全球大公司的经历，这是一种知识积累，同时它本身也可以调动它在地球其他地方的人才来帮你做事。

从中隐隐可以看出恒安未来的雄心，它不会甘于做一个仅在国内市场领先的企业。第二次变革的另一目的，就是为未来恒安二代打造一个具有国际水平的管理平台。许连捷也曾多次表示，国际化是恒安二代的事。

国际化没有时间表

“在家处处好，出门事事难。”许连捷说：“国际化首先要有国际化的意识，第二要先把国内的事做到最好，从优秀走向卓越，卓越就是一种持续优秀的过程，还要有国际化的人才，国际化的人才需要培育，国际化的人才不是请进来就能够用的，还有，企业的管理水平要达到国际化的水平才能国际化。”

什么样的人才才是恒安需要的国际化人才，许连捷认为，无论是恒安自己培育的、海归甚至是老外都要先融入恒安的文化，同时恒安对他们要有一个包容的心态，影响他们慢慢融入团队。近年恒安从金佰利、富士康、台湾长荣等公司请来一些高管。“他们有他们的管理方法，但只要他们的想法好，我们就把它拿过来推动。”

许连捷说：“我不为国际化而国际化，也不为变革而变革，任何一种改变都要有效率，都要有效果，都要有结果。这是我的原则。”

尽管恒安没有把国际化提上日程，它还是做了一些尝试，恒安成立了出口部从事外销业务，当然海外布局还没有实施。2003年恒安收购香港威信药业，作为外销产品的桥头堡。程勇说：“恒安当前的战略定位是做中国顶级的生活用品企业，这个是很清晰的。在国际化这一方面，我们还没有一个很明晰的战略和想法。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定位还是把中国市场做好。”

信息化相伴成长

随着恒安规模的迅速扩张，面临的管控压力也在增大。程勇说：“现在快速消费品供应链很重要，目前为止，我们现在还能运转，但是恒安未来发展到300亿的时候，这个系统还能不能运转？库存会不会出问题？物流会不会出问题？各部门的数据会不会紊乱？如何在控制成本的同时保证服务质量？所以恒安需要进一步信息化。”

首席信息官严寅认为：“企业一方面需要灵敏监测到信息，并及时出手，另一方面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可以通过信息技术控制人员增长，节约人力资源成本，更好地对价格、应收账款和信用进行控制，所以各个方面都要由比较完善的系统来管控。”

恒安的任何一个改革项目，不只是信息化项目，如果是跨部门的，恒安都会组建一个CFT（跨职能小组，该小组成员一般涉及各部门主管），有组长、副组长和成员。CFT由总裁签发章程和使命，这个组织是暂时的，但是在这段时间内它一定会存在，有它的责任，要实现它的目标。组织有了责任，所以它必须去做。在CFT上面，还有一个BIT（业务改善小组），就是还有一个领导小组在指导它。

与两次变革大相径庭的是，恒安在实施信息化上没有找像SAP、甲骨文这样国外软件，而是选择了本土领先的用友NC，抛开许连捷和王文京私交不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恒安要选择一个一起成长的信息化合作伙伴。恒安、用友都是迅速成长中的本土领先企业，国外大公司很难做到和中国企业长期合作，一起成长，有些地方它们也不愿为中国国情而屈就。

企业之舟每一步要走得稳健，对掌舵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自我的觉悟，对企业所处阶段的精确判断都是很难做到的。哈耶克认为的理性的局限性包括人类知识的局限及对自身利益所知的局限。人们常常对自己的知识增长感到十分骄傲，而事实上无知的范围也随之增加。领导者认识到人类知识的永远局限性，是组织健康存在的保证。从许连捷身上可以看到这样优点，他习惯从侧面看问题，他说自己不是正规军，是乡下人，他可以去和搬运工、卡车司机一起泡茶抽烟，会请工人到他家去吃饭，基层也乐意向他反映问题；他也能信任外脑让企业变得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