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业模式利弊谈

乍看之下，中国的银行体系似乎是全球其他地区的仰慕对象。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负债表看起来基本没有导致美国和欧洲银行大规模资产冲销的问题资产。中国银行业也从未完全私有化，因此在危机中也没什么要收归国有的。最重要的是，中国银行业正在从事其他国家政府最期待他们金融机构所做的事：放贷。

但这些趋势下却暗藏着危险。现在中国银行业让决策者感到满意，但这同一个因素明天可能就会成为他们的梦魇。

中国贷款增长的逆周期模式──经济增长时减少贷款，而在经济下滑时增加放贷──就是显示事情不太对头的第一个迹象。在一个完全由市场推动的银行体系中，银行贷款会随着经济规模增长而增加，这是经济增长期一个自然的、或许是不可避免的特点。当经济周期转向时，过多的信贷会给银行带来不断增加的坏帐，迫使银行削减放贷。

这一过程目前正在破坏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经济。这也是15年前也就是90年代初，当中国的信贷年增速达到45%后中国所面临的处境。近年来中资银行的部分私有化理应增强了它们的商业本性，这种变化应该会鼓励顺周期放贷的模式。

不过顺周期模式并没有出现在目前的周期里。由于近年来名义经济增长率达到17%，而利率却只有它的一半，中国经历了往往会产生信贷泡沫的局面：强劲的增长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不过，尽管偶有例外，自2003年以来正规银行信贷相对经济规模来说普遍在下滑。

这种模式不符合纯商业银行的常规，但它有它的好处。近年来，中国的银行远不像它们的西方同业那样不记后果鲁莽行事，所以现在仍有放贷能力。去年12月，信贷大幅飙升，创下04年以来的最高增幅。信贷的增长与去年最后三个月的经济增长形成强烈反差，这几个月的经济增速可能已滑落到7%以下。

这个现象间接表明，中国的银行现在远非人们经常描述的那样是商业性银行。诚然，银行上市并将少数股份售给国外机构稀释了政府的所有权，但并没有削弱其控制权。实际上，与上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拥有银行全部股权相比，中国的决策层对银行拥有更大的控制权，这主要得益于监管体系的完善。

在银行转制前，国有银行几乎就是政府机构。不过在很大程度上，各省区的银行由地方政府而不是中央政府控制，统一监管这些银行的央行事实上也是如此。其结果就是，虽然银行名义上是国有银行，但中央政府很难下令它们放贷。

中央政府改进了管理机制，使它能更有效地对银行进行监管。对大型国家银行，放贷决定权集中在中央。而且与小银行一样，它们受到更严密检查，以确定是否符合中央政府实行谨慎货币政策的要求。美国央行美联储的地区性架构为中国央行1998年的改造提供了样板。五年后，一个专门的行业监管机构中国银监会成立。这一组织结构既加强了中央政府思想指导的力度，又赋予它强有力的政策工具来控制货币供应。

由于有了更大的控制权，决策层就能够在经济繁荣期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如提高准备金率和进行相关的公开市场操作，以抵消低利率的影响。这种机制上的束缚削弱了银行中非国有少数股股东的影响力，使银行无法像纯粹的商业银行那样从低利率和高增长中获益，为股东寻求更大回报。

鉴于商业银行在繁荣和萧条的经济循环中扮演了关键的破坏性角色，一些人可能认为政府对银行的这种控制是个好事情。在总体货币供应环境宽松的背景下，严格的监管与干预使银行免于自我毁灭，也使经济免受银行破坏。由于中央政府的调控，限制经济无节制增长的逆周期模式在经济下行时应该会提供缓冲，避免陷入持久的萧条。尤其是，与其它各国银行不同，对目前的货币宽松政策，中国的银行应该能够更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

但是这种中国模式有一些值得警惕的地方。市场导向的体系不管在经济膨胀时存在什么样的危险，它的好处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就能体现出来。在经济下滑的时候，银行通常会变得谨慎，这不仅是因为银行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还因为经济风险上升了。由于受到审慎要求和货币政策的限制，中国的银行很少有机会发展必要的技能以安然度过目前这个更加困难的环境。

特别是，现在出现了令人担忧的信号，显示北京虽然成功地在经济繁荣时期避免了信贷泡沫膨胀和破灭的周期，但它正在目前的经济下行时期陷入这样的周期。中国政府确定今年的货币增长目标是17%，经济增长率可能在8%左右，从而为信贷过剩埋下了伏笔，这种信贷过剩的巨大危害性已在其它各国得到了体现。当然现在担忧信贷过剩还为时尚早，但目前政策的结果可能是将来坏账增加，并可能需要在某个时候对银行实施有中国特色的救助计划。

总而言之，也许世界各国正以羡慕的眼光注视着中国。但是，在各国政府考虑对各自的银行业进行重组的时候，断言中国的银行体系就是最佳效仿模式显然是为时过早。

Paul Cavey

（编者按：本文作者Paul Cavey是Macquarie Research公司中国经济研究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