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是一场革命

马蔚华说，招行是深圳特区改革的“试验品”。招行每一步“敢为人先”的尝试，都是深圳推动体制改革的产物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王玉光 张庆源 http://www.ennweekly.com/newsview.asp?id=1254

在人们的印象中，“金融家”似乎高高在上，而马蔚华凭借其招牌式的笑容和谦逊，成为深圳家喻户晓的明星。在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马蔚华被评为深圳“十大创新人物”。

马蔚华说，招行是深圳特区改革的“试验品”。招行每一步“敢为人先”的尝试，都是深圳推动体制改革的产物。

在深圳锐意改革、“再出发”的前夕，招行因时而变，大刀阔斧地提出并践行“二次转型”。对于正在致力于打造“曼哈顿”和“金融城”概念的深圳前海，马蔚华也以其金融家的视角有着自己的憧憬——他希望前海可以是“深圳的土地，香港的政策”。

马蔚华力求通过招行的“二次转型”，完成全行一次全面的管理革命。这并非无谓的激情，他说，他时刻能感受到“危机感”，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个真实的现实。这份危机感，成为他保持改革激情的源泉。




用好香港金融优势

《财经国家周刊》：深圳目前正筹划在毗邻蛇口的“前海”开发出一片区域，以促成香港和深圳在金融领域更深的合作。有人将其类比为“曼哈顿”或“金融城”。你有什么建议？

马蔚华：关于前海，我有一个最基本的看法，就是“深圳的土地，香港的政策”，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行了。

过去深圳最重要的优势就是毗邻香港。没有一个城市像深圳和香港这样关系密切。虽然金融危机使得香港的金融市场受到一些影响，另外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也对香港构成威胁。但是香港本身的优势仍是不能替代的，它是另外一种制度，是国际市场的一部分。

香港有全球最著名的金融机构，有一大批的金融人才，分布在投行、评估和律师等现代服务性行业，香港还有良好的金融秩序和金融信誉，以及优越的生活环境。这些都是内地很多城市无法比拟的。

那么，深圳下一步如何用好香港的金融优势呢？除了人们之前探讨过的金融结算、人民币离岸中心等，我想还应该包括怎么样让深圳和香港的金融制度密切连接。大家都渴望这样的前景。但现实层面的障碍是，两个市场该如何连接？因此就有了前海的规划设计，在这个地方，可能会给大家这种美好愿望的实现，奠定一个连接点。

我认为，前海规划是在目前情况下深圳利用地缘优势，进一步放开政策，做一些未来可能做的、现在试验做的事情。无论对香港还是对深圳，都是有利的。过去两边合作能做的都做了，现在剩下的都是不能做的了。因此在前海这个地方，中央只要同意，那么两种（金融）制度就可以在这个区域内统筹。

《财经国家周刊》：招商银行过去在蛇口开发中做出巨大贡献，下一步是否会考虑继续参与前海的开发建设？

马蔚华：招行目前已经直接参与到了前海的开发中。前一段时间我们与深圳前海管理局草签了原则性协议，一是进行信贷支持，二是进行项目合作，作为金融顾问提供咨询。




特区“试验品”

《财经国家周刊》：一些人认为，前海开发会成为深圳特区转型的重要一步。在你看来，深圳转型会对招行产生怎样的影响？

马蔚华：当然有影响。招行的总部在深圳，在深圳还有很多业务。而且我们又生活在这个城市，有感情，很喜欢深圳。深圳转型是招行转型的大环境。深圳转型会给招行本身的转型带来很多动力、压力和机会。所以我们也希望借助深圳的转型，提升自己的发展。

另外招行本身的转型也会是深圳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招行也会以自己的转型来加快深圳的转型。我想，如果深圳所有企业都能转型，那深圳转型就非常快了。我对深圳的转型充满信心，因为深圳已经有了基础，最重要的基础是深圳的人民希望改变现状，希望创新。

《财经国家周刊》：招行正在推动“二次转型”，这是一个与深圳转型保持同步的“跟随战略”吗？

马蔚华：先说深圳的转型。深圳发展到今天，应该说初步形成了现代化城市的基础，比如高科技、物流和现代服务业等，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但深圳同时也面临一些挑战。这些挑战同时也是我们国内许多城市共同面临的挑战，比如说转变生产方式，改善原有的出口、投资结构性失衡问题；再比如高耗能产业，人口红利的减少，刘易斯拐点，等等。全国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因此，深圳现在提出转型战略，要发展高端的现代服务业，比如金融、咨询和中介。我觉得深圳具备这个条件，因为这些年深圳逐步建立了金融体系的基础，在国际上也具有一定知名度。

再说招行的转型。招行实际上就是深圳特区的一个“试验品”。

那时候中央想从体制外推动体制内改革，就诞生了经济特区这样一个产物。而在这之前，银行基本都是大一统，都是国有的，招行是中国第一个完全由企业法人做股东的银行。而且也完全没有政府财政投入，后期也没有引进战略投资者。

因为毗邻香港，所以招行很多架构是依照香港建立的。可能今天我们看起来很平常的东西，在那个年代还是不容易的。

比如说招行当年的六能机制——“干部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待遇能高能低”，就是打破铁饭碗、铁交椅。现在看来所有的银行基本都在这样做了，但是在20多年前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从某种意义上说，招行是按照西方的体制机制建立起来的。




转型就是革命

《财经国家周刊》：能否对招行所说的“二次转型”做一个阶段性的特征描述，现在进行到哪一个步骤了？

马蔚华：二次转型是一次转型的接续。所谓一次转型是招行6年前提出的，针对当时中国银行业的同质化现象。

当时中国的银行大都以做批发业务为主，都做大企业客户，收入都以利差为主。当时我们就预见到，中国银行业发展的未来不会是这样，必然要走差异化的道路。

所以当时招行提出以“调整结构”为主旨的第一次转型，发展零售业务，发展中小企业，发展中间业务，以这三大业务板块为目标。到去年为止，我们零售业务比重已超过30%，中小企业接近50%，非利差中间业务也超过了20%。虽然这个结构和西方成熟银行比还有差距，但是在国内来说已经比较优化了。

但是，在一次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一个是风险理念的问题，就是不良率在不断降低，但是定价能力也在下降。这意味着我们还是习惯于找低风险的大企业做贷款，同时忍受他们下浮利率的要求。

另外还有两个现实的问题，一是资本的约束越来越严，得到资本的途径很难；二是我们预测中国将来必然要利率市场化，必须培养员工适应市场化规则，不能等。

所以，招商银行认真检查了自己的管理，流程是不是顺畅，人力资源是不是最有效的发挥。所以我们就提出，二次转型主要是“提高效率”。以较低的资本消耗获得较高的回报率。主要做法是降低资本消耗，提高定价能力，风险可控，降低成本，最终实现银行资本回报的最大化。

第二次转型表面上看都是一些经营性的指标，但是实质上是管理水平的提升，是一场管理的革命。我想招行未来三五年如果能做好这几点，还能再上一个台阶。

《财经国家周刊》：听说你很喜欢一副对联：鸟在笼中，关羽不能张飞；人在世上，八戒尚需悟空。这副对联与招行的转型战略何关联？

马蔚华：我今年春天去福建，看到了这幅对联。我把它用在招行的管理理念上。

针对行里当时搞小企业贷款业务，我提出的一个观点是，不能把自己的翅膀关在笼子里，所谓“关羽不能张飞”。

至于“八戒”，我们理解为“制度”。但光有“八戒”还不行，招行有个“一三五理念”，其中提到制度和文化的关系。

因为银行是高风险的，所以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制度都是血的经验和教训换来的。

所以制度一定是铁的，必须坚决执行；但是制度又是认识的产物，它是落后于实践的，任何制度哪怕是法律，都是落后于不断变化的实践的。此外，制度又是被动的，在被执行的过程中，往往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要想让制度自觉地执行，就要赋予文化，所以我们认为“悟空”就等于文化。招行非常重视自己的文化。

我将之作为对中小企业的看法。人们习惯思维中总是对中小企业贷款不放心，所谓“八戒”重重。但是招行认为，可以把中小企业贷款权力下放到每个客户经理身上，他脑子里只要有风险文化意识，他就会自觉把握。相反，通过审贷会层层上报，也不一定有用，因为没有责任。




危机感是创新的动力

《财经国家周刊》：招行本身就是创新的产物，是深圳特区的“试验品”，那么在新一轮改革当中，招行是否还能继续提供创新和引领？

马蔚华：招行应该承担改革引领任务。对中国银行业来说，一般的产品和服务没有问题。这方面和西方的银行差别不是很大，因为世界是平的，信息是透明的。西方能做的这些金融业务，我们也都能做，只不过有些风险很大，比如金融衍生品。那些东西我们可能要总结经验教训，之后，设立了防火墙，不至于再出问题。

我觉得最大的改革任务，是中国的银行业怎么提升自己的管理。我们虽然在这一轮金融危机受的损失很小，在经济复苏过程中我们也很显眼，很多第一，排在前面，但平心而论，我们这三十年发展虽然是翻天覆地，但是金融本身是需要非常扎实的管理基础的，而我们恰在管理方面还有很大差距。

很简单，比如说我们对风险的管理，还是在一个有利率管制的条件下进行，利差还很高，我们还不适应在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能够稳健地盈利。所以必须建立这样的管理体制。

招行的转型也是这样。过去看客户强调“双优”，不论大企业还是小企业，都要优质的。但是现在优质企业都会让你价格下浮，你如果牺牲了定价，你可以得到一个非常低的不良率。但是一个企业不光是要保持非常优的质量，还要盈利。为了保持过低的不良率，牺牲了盈利，也不是一个好银行。

《财经国家周刊》：中国银行的国际化问题，是你常常强调的。你认为国际化最重要的方向是什么？

马蔚华：虽然这次金融危机中国的银行业损失很小，但是这也同时说明，中国的银行业国际化程度还很低，没有去过大海里游泳，怎么样迎风斗浪，并且经得起考验，这需要培养。所以，国际化最大的问题是管理，完善管理体系。

至于提升管理的路径，有体制上的探索，有方法上的学习，但更重要的是优化管理的理念和思想。对招商银行来说，这是一个更为长期的追求。因为在中国，银行追求规模和速度，这些都是潜移默化的。我们都是“傍大款”，利差收入为主。

我想在未来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这些理念都要改变。就比如说风险的观念，银行业本身就是把双刃剑，没有风险也就没有收益。关键是怎么样能够在风险和收益之间取得一个最佳的平衡。如何实现在一定风险容忍度内，收益能够最好。这些对中国银行业来说都是新的挑战。所以我们要转型。

《财经国家周刊》：在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人们似乎更为关心改革、创新的激情和动力如何继续。就招行本身而言，前30年创新基因特征明显，那未来如何保证激情和动力不下滑？

马蔚华：当你还是两手空空的时候，一无所有，你肯定会充满创新的激情。而当你有了一定的事业基础以后，再继续创新，动力和激情显然要比以前小一些。因为前一次创新是为了生存，后一次创新才是为了发展。如何让所有人认识到，不创新永远只是个生存层面的低层次问题，这很重要。

所以，招行的创新基因也是这样，我们开始不是政府出资建立，也没有政府优惠政策，完全是自谋生存。所以一定要通过创新，产品和服务比别人强，才能生存。

也就是说，创新不仅决定生存，也决定发展。作为服务业，客户如果不光顾你，你失去客户也就失去太阳了。世界是平的，也就意味着，你得到优势和你失去优势，之间的时差会越来越短。失去优势是很简单的事。一旦在竞争中不能走在前面，可能很被动。这次金融危急中，很多名声显赫的银行也都一夜倒闭了。

所以我总用一种观念教育员工，要有危机感。只要有危机感，创新的激情就不会减弱。危机感不是耸人听闻，而是现实。